将农村学校建成农村杜区的中心,是解决农村计区长期存在的历史性问题和新问题的现实需要。在20世纪20一30年代,从事乡村教育实验的教育家如县阳初、粱漱滨等人几乎都认为当时的中国农村存在四大基本问题,即愚、贫、弱、私。所谓愚,就是中国绝大多数文百在农村,缺乏知识;所谓贫,就是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连最低限度的生活都无法维持;所谓弱,就是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是毋庸讳言的病夫,生死存亡全靠天命;所谓私,就是个国绝大多数的农民不能团结合作,缺乏道德陶冶。因此,他们期望通过乡村教育来解决这些问题。曼阳初具体提出要实施四大教育:即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有针对性的解决愚、贫、弱、私。推进的方式则有学校教育式、家庭教育式和社会教育式三种,其中曼阳初认为学校式教育是“四大教育”的总枢纽。梁漱滇则期望乡村学校式教育与社会式教育“融合归一”,并以社会式教育为主来进行乡村改造,并在建设实验中把村学、乡学办成一个教育与政治、经济混为一体的“政教合一”、“以教统政”的机关和团体。曼阳初、梁漱涅等人的乡村教育实验,尽管用阶级分析的观点,从当时的政治斗争情况看,不利于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发展,但从乡村建设的角度分析,他们重视发挥教育在乡村建设中的作用,主张乡村学校要承担起乡村建设的重要任务,通过乡村学校来整合各种力量,以推进乡村建设。这些思想对于乡村建设是有积极意义的。尽管他们对当时中国农村问题的揭示是表层的,但事实亡,他们的乡村教育实验对中国农村存在的愚、贫、弱、私有一定程度的解决。历史的发展表明,发挥乡村学校的作用,通过乡村学校整合各种力量来推动乡村建设是一条有益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