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我国教育的历史,总体来说,具有“尊师重教”、维护“师道尊严”和注重教师“传道授业”的传统。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曾将教师的地位拾得很高,常常把师与君相提并论。孟子在与齐宣王对话时,引《尚书》中“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随后,荀子进一步把师纳入天、地、君、亲的序列,把教师的地位提高到与大地、先祖及君主并列的高度。而且在“导师重教”的同时,先哲们对教师的角色也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周礼·地官司徒序》中,郑玄注师字说:“师,教人以道之称也。”《礼

记.文王世子篇》:“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而唐代韩愈在其《师说》中提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此观点成为我国传统教师角色定位的代表性论述。末代的朱喜认为,教师应该:“做得个引路的人,做得个证明的人,有疑问一同商量的人。”明末清初的黄宗羲则从反面指出:“道之未闻,业之末精,有惑而不能解,则非师也。”从不同的角度补充了韩愈的观点。应该说,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统治中,大儒们重在伦道,重视教育者对统治者的社会工具价值,而中下层的教师职能事实上只具有谋生维持生计的实用价值。此时,对教师职业的认识主要停留在社会功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