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常常把形象相似,情境相关的事物,通过比喻、象征、联想、推类等方法,使之成为可以理喻的东西。我们就称这种方法叫取象比类的思维方法。这种方法常常是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交替并用,甚至浑然难分。中华民族比较擅于运用形象的方法表达抽象的事物,而纯粹意义的抽象思维则不很发达。

韩非在《解老篇》中为我们揭开了这个谜,他说:“‘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意想者,皆谓之象也。”远古时代,大象曾生息在我国中州一带,后来生象绝迹,人们谈到象,往往是“意想”中的象,“意想”的象是个别的思维现象,但“意想”本身却是思维活动的最基本特征,因而在中国语言文字中,“象”宁被加以引申,广泛运用于思维现象中。凡“诸人之所意想者,皆谓之象。”

中国的文字反映了古人对事物的“意想”、描摹和认知。中国文字构字的基本方法是象形,而形声、指事、会意等方法也是象形的引申。文字的意义与其象形内容紧密相关。即使一些象“道”、“气”、“阴”、“阳”等古代哲学的抽象概念也往往带着具体形象的痕迹。由于中国的文字具有象形意义,因而它的文字系统能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客观事物的相互联系,客观事物不断发展变化,原来文字的内涵也随之扩大,有的名词甚至包含一两千年间不同的规定性,由此造成中国传统思维的概念的流动性和模糊性。而西方的拼音文字,首先要知道语音的要素,并创造出与之相应的语音符号,这需要对语音具有较高的分析、概括的抽象能力(中国人很晚才知道语音的要素)。拼音文字不带有任何象形的意义,文字的意义完全是人主观加上去的。你提出一个概念井男人家能侣,就必须规定概念的确定意义。客观事物发展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就要重新界定概念,或创造新的概念,因而西方人的思维比较注重概念的确定性和对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