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要亲近老百姓。我们认为亲民的道理,比新民的道理来得切实”;大学“要为人民造幸福。一

切的学问,都要努力向着人民的幸福瞄准”。

这一改动的新意在于,原来的“明德”是社会主流的标准,或者说是统治者的标准,而“民德”则是普通平民的标准;“亲”字是通假字,朱熹将它解释为“新”义,“亲民“就成为大学要改造老百姓,梁启超等众多学者认同了这一说法。陶行知改回到“亲民”,认为“民”是主体,不宜被改造,人民大众才是“大地母亲”,学人必须深入到最广大的民众中去,才能够不断自新;“至善”也是主流社会或统治考的标准,《大学》对“至善”进一步解释道:“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陶行知跳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固有逻辑与伦理体系,也眺出了君臣父子的伦理秩序,认为“一切的学问,都要努力向着人民的幸福瞄准”,无疑是教育价值取向的重大进步。

陶行知强调“追求真理做真人”,人民的幸福是一切学问的终极关怀,对传统的“学而优则仕”,做“人上人”的教育观念加以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