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把人口因家包括在自然环境之中呢?

因为种族与人口,它们虽然属于人自身,却偏重在人的自然属性方面。这部分自然因家也参与了整个环境对文化的限制。尤其在中国,人口因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人口在我国很长时期的历史进程中,确有它自身的特殊性能,就是由密集化而形成的对社会生态日趋严重的压力。人口密集是如何产生的呢?在原始社会和文明初期,人稀地少是普遍现象。即使到了后来,由于饥荒、战乱等社会变动,也有特定时间特定地区人口急递减少的事例。然而,由于我国地形的封闭性,繁衍的人口很少外流,再加上社会生活重心集中于容量有限的河谷平原,人口的密集化就成了不可逆转的趋势,从现在已经发掘出的考古资料来看,大约黄河中游一带有两干个居住遗址,密集的程度和今天的现象相当类似。

我们看到,至迟于战国时期,人们已开始感受到人口的负荷。《韩非子·五矗》篇里明确提出古今之势相异的一条重要理由,便是古者(指人文初兴时)“人民少而禽兽众”、“财有余”,当今之世(指韩非子时代)却是“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所以不能讲求礼让,必须“争于气力”。法家思想中这种崇尚“力”的哲学姑且不去评论,但它揭示的由入口繁衍而产生的压力,则必有其事实的根据。再看以后历代封建王朝,也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只要经过王朝初期儿代人的休养生息,尽管社会经济得到发展,仍会有愈来愈多的人口被抛出所寄生的土地,构成使社会动荡不安的游民问题。游民的大量出现,固然是地主土地兼并的直接后果,而兼并后的租佃关系中无法容纳这许多劳动力,亦足以表明人口剩余。当然,任何剩余都只是相对的现象,都是就特定条件下可供利用的物质资源和人自身具有的技术力量而言的,并不存在绝对的数量界限,但我国社会自古迄今以人口众多为持色,则又不容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