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一旦出了什么事,就是当地政府出了事,各地就会用维稳的思路和方式加以解决。学校没出什么事的时候政府也很少过问学校的事,还不断给学校发出各种文件和行政指令,以至于学校如何布置作业这样本应该由教师做决定的事,也得由省教育厅乃至教育部发文件敲定。

由于办学的责任链过长过散,学校责任主体的虚化,一方面对专业知之甚少的行政部门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地管得很紧,另一方面有一定专业知识和能力的教师无法依据专业准则发挥作用。学校成了个“小脚女人”,难以经得起风雨,也就不会向个性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责任主体虚化成为长期制约中国教育质量和品质的因素,也让教育的内在矛盾长期积累。

这种办学主体虚化的现象并非短时间的存在,湖北省监利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这次改革借用了弗里德曼“教育券”理沦,打破了原有的整个基础教育管理模式,改变了政府在基础教育领域的治道。认定政府从无限政府走向有限政府,完全没有必要大包大揽,同时也有人提出质疑,认为这就是“卖学校”,因此前后有教育部、省教育厅和荆州市教育局的领导多次光顾。监利的变革并末持续多久又回到原有的体制,这本身并不能说明改革没有必要。而是说明当初的改革丰要还是以平衡教育投入不足、急于摆脱财政压力为动力,而非政府本身自觉地想改变体制,一旦加大对教育的经费投入,这种动力随即消失,加之更高教育行政部门的干预,自然难以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