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的情节,具有重要的艺术功能。

首先,情节是人物性格的发展史,因而,它是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在叙事性作品中,人物性格决定着情节的发展,而情节的发展也展示并推动人物性格的深化。诸葛亮才高志广,虑事周详的基本性格,使他声名远播,于是而有刘备的三顾茅庐,有他出任之后的火烧新野,联吴抗曹,三气周瑜,七擒孟获,六出祁山等情节,而且正因为他“平生谨慎,不肯弄险”,才敢于摆下“空战计”,吓走对诸葛亮心有疑虑的司马镕。在《三国演义》中,合诸葛亮而无人能有“借东风”、摆“空城计”之举,可见,性格决定着情节;但这些情节的进展,却又表现着人物的性格,推动着性格的发展。以空城计而言,那是在“失街事”之后,司马韶大兵压境、兵临地下且城中只有老弱病残之卒的情势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举动,并非事先由其“性格’所定。但恰恰是这一危急的情势,迫使谙葛亮这个“平生不肯弄险’的人以其谅人的胆略成功地弄了一回‘险’,更显出了人物智计过人的光彩。因此,情节是使人物性格鲜明,丰满的重要条件。

其次,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能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给人以美的享受。有的叙事作品,题材意义不一定重大,人物形象也不一定十分鲜明,但情节生动丰富,百回千转,一个悬念接着一个想念,跌但起伏,使人如行山荫道上,目不暇控,读来不忍释卷。我国许多民间故事、评书评话,常常以丰富生动的情节而吸引读者或听众。对于童话或儿童小说—类作品,情节是否引人入胜,常常还是其艺术得失的一个标志。

再次,情书本来是社会生活中矛盾的艺术反映,因而,如果生动丰富的情节与巨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时,它就能广泛而深刻地反映社会生活的风貌与本质,并以其特有的艺术魅力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恩格斯曾期待无产阶级的文学应该努力做到“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